当前，全校上下正在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系统考虑如何形成和完善新时期具有同济特色的高质量育人体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问题，涉及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培养手段、培养过程、管理和评估制度等内容。本文旨在厘清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激发更多关于同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讨论。

首先，本科生培养模式需要转型。目前学校的师生规模很难开展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但学校始终将“千里挑一”的生源培养成“专业精英和社会栋梁”视为己任。鉴于学校历来是工程教育的重镇，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传授和工程实践技能的培养，对人文素养和思辩训练则有所不足。近年来，学校一直在进行通识教育改革，致力于培养最核心的知识和能力，引导学生确立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符合培养目标和规格的定位，但通识教育改革对课程、师资、教学法和评价体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仍然需要在更深层次推进一系列改革，推动教师引导学生开展高阶思维训练，感悟历史思想，洞悉时代智慧，富有人文关怀，做出理智决定。

第二，研究生培养机制需要改革。近几年来，同济大学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今年学校专门召开了研究生教育会议，共同谋划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大计。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重点放在研究生招生、导师遴选与聘任、导师考核与评价、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环节。更深层次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则是如何构建导学共同体，细化和规范导学关系。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部分导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个体研究，或者习惯于将研究生视作科研项目的实验助手或工程助手。研究生跟导师是学术合作者的关系，应当融入导师的科研团队，深度参与知识创新，在这个过程中经受系统的学术训练，从事具有挑战性的科研工作，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跟导师及其科研团队共同形成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如果全校的研究生都逐渐融入大小不等的课题组或实验室，呈现“组织化生存”的状态，整体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将会实现跃升。

第三，人力资源配置模式需要转型。高校教师的第一身份是老师、第一工作是教书、第一责任是上课，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力保障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教书育人上，避免教师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不必要的创收活动中。学校应当加强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加强对大学教学法的系统研究和普及提高，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学校应当进一步完善助教岗位管理制度，形成教师和助教协同配合引导学生开展深度研讨和高阶思维训练的教学模式。学校应当进一步扩大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队伍规模，引导教师提高科研组织管理能力和科研资源配置能力，从而更好地平衡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学校也应当进一步构建“以学术为先”的行政服务体系，确保管理和服务队伍能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支撑。

第四，教育教学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的发展日进千里，但大学课堂的变化却始终微乎其微。在线课程、电子书、在线自习室、在线学业指导、在线学习资料分享、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使得大学的教学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将越来越呈现线上线下融合的特征，教师和学生都要适应这个过程，大学管理和设施设备改造要为这个过程提供便利。学校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系统化的采集、整理、清洗和分析，并及时反馈到教学过程中去，这个过程将会使个性化教学变得更加容易。大学里更多的知识教授和习题训练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成，师生将更加专注于通过深度研讨达成思维训练和创新探索的目的。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应当成为大学的一项顶层战略。

第五，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要升级。同济大学是国内最早建立起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高校之一，教学评价、教学督导体系相对比较完备。但现有质量保障体系主要观测的是教学投入、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评教结果、教学督导等过程和环节。这确实有助于回应大学内部的质量关切，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形成质量保障的机制。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质量保证体系需要不断升级。在大学内部，教育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回答学生的学习成果究竟如何？面对投入者、学生、家长和捐赠者，教育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回答大学的回报是否配得上他们对大学的投入和付出。面对公共管理者和社会公众，教育质量保证体系需要回答办学的社会效益究竟如何？升级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要同时回答这三个问题。

在2020年代的起点上讨论大学教育思想显得尤为必要，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确实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各种变化，迎接各种挑战，学校又会在剧烈竞争中实现新的突破，迎来新的飞跃。

（作者张端鸿系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